深入剖析拉美地缘政治格局，妥善处理与其他外部大国的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核心，力争避免掉入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恶性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⑦（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其结果多数是双方以战争终结面临危险）中国与拉美大国的新型外交关系应注重其他外部大国在拉美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在处理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中首先要考虑美国的态度。拉丁美洲曾一度被称为美国的“后花园”，拉丁美洲在美国国家安全的全球性布局中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在美国战略中心重返亚太的同时，中国的全球化战略转向与在拉美影响的迅速提升，引起美国当局的不安与担忧。美国政界激进分子甚至将中国在拉美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上升视为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臆想中国会借机在拉美扩大势力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同时，欧盟和日本也是制约中拉关系发展无法忽视的因素。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上升无疑会削减美国、欧盟、日本等在拉美的利益空间与政治诉求。
当前，西方国家一方面在拉美地区鼓吹“中国威胁论”和“恐惧中国论”，以挑起拉美大国对中国的警惕和戒备，另一方面又积极调整其拉美政策，密切关注中国的拉美动态。当今的拉美正逐步摆脱过度依赖外部力量的经济发展模式，拥有更多的外交空间与自主性。置身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国的拉美外交价值已今非昔比。中国的“拉美大国外交”必须妥善处理与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大国间关系。中国应与美国在拉美能源、军事与安全等敏感领域开展广泛的讨论与磋商，本着互利共赢原则，秉持谨慎严肃的态度，就美方关切的涉拉敏感问题及时沟通，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战略误判。中国与欧盟、日本应构建起有效的沟通与协商机制，谨慎处理政治分歧，妥善解决贸易争端，避免经济矛盾政治化。同时，中国还应与拉美12个未建交国家之间拓展经贸合作领域，增强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对话，消除双方的疑虑与隔阂。应当看到，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种种弊端，难以实现全球事务的有效管理，在全球性议题中缺乏公正性与公平性，无法建立起和平与发展的世界秩序。中国致力于改变旧有的国际体系，努力塑造更加包容与公平的、能与现阶段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相匹配的新兴国际关系格局。
拉美大国在中拉关系走向中的作用
指引拉美政治导向，规避外交政治风险。中拉关系的稳定长足发展离不开拉美大国的政治导向作用。拉美国家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处在巩固政治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阶段，但从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来看，拉美与西方国家更亲近。拉美国家大多仿照西方国家建立起本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艺术、教育等体系。因而，拉美国家具有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导致中国在与拉美发展外交过程中遭遇各种阻碍。拉美左派思想盛行，表现形态不同，且其坚持的马克思主义颇不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信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拉美右派又对中国政治体制、治国理念与发展道路嗤之以鼻。⑧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迫切需要政治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拉美大国在中拉关系发展中发挥政治导向作用，夯实中拉关系的社会基础，有效引导拉美舆论导向，为中拉双边与多边合作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战后，拉美国家开展了联合自强的区域合作。里约集团、美洲基民组织、拉美政党常设大会、社会党国际拉美与加勒比委员会、美洲工人工会联合国等拉美地区性政治组织，加强了拉美国家之间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与发展道路的深入探讨。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美洲开发银行、南方共同市场等拉美主要经济一体化合作组织，开启了新世纪中拉经贸合作的新篇章。2011年成立的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将拉美区域合作推向了新的高度。其中，拉美大国在拉美一体化合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拉美大国都试图主导区域合作，使得拉美一体化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有不同程度的分散，但是在国际事务与拉美区域治理中，拉美大国都尽其所能凝聚各国力量，联合抗击国际市场冲击，规避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风险。拉美地区与中国共建“命运共同体”，必将有效整合各国利益，并充分利用拉美大国的区域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形成与中国对等的利益整合体，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与共同追求。⑨
主导区域发展战略，增强拉美外交自主权。当今社会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虽然是全世界发展的主流，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大国利益深度交融，战略力量相互制衡，客观上要求中国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大国关系直接关乎全球事务治理的有效性，对国际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拉美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自独立以来，拉美政治格局尚未稳定，局部地区时有动荡，经济周期性起落不定，恶性通胀和债务违约频频发生。由于长期的殖民历史，拉美对外部资本有种不信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