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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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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的根源及遏制措施

【摘要】职务犯罪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寄生物,特指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实施的违法行为。遏制职务犯罪要求与时俱进,优化工作思路,锐意创新,强化责任意识,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理性把握职务犯罪规律,以人为本、标本兼治、预防为主,在法律和制度创新中,着力于公权法律和制度制约与监控。

【关键词】职务犯罪 标本兼治 预防为主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中高瞻远瞩地做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不仅“中国梦”扬帆起航,也使遏制现代职务犯罪工作提上了日程。

职务犯罪的主要根源

我国改革开放后,职务犯罪居高不下,有历史和现实、内因和外因、表象和本质等方面的原因,只有把握规律,才能找准症结。

社会环境。职务犯罪的社会因素及表现形式、行为模式复杂多样,具有时代特征。随着经济体制革新、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金钱、财富成为社会的主流诉求并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有人一掷千金、穿金戴银、纸醉金迷、花天酒地,这令一些薪酬低但学历高且拥有公权的人既反感又羡慕,攀比和失衡心理开始左右着他们的行为。

思想文化。中国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其人治、特权、等级和宗法观念等,演变为现在的以权侵法、一言堂、家天下、人身依附、任人唯亲等现象。西方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文化糟粕,是当代以权谋私、贪污贿赂、生活奢靡的诱因。这两种文化糟粕是职务犯罪的潜意识,诱发了“官场”文化:拉帮结派以权谋私。

社会转型。职务犯罪多涉及政治和经济交易,是政治制度滞后的表现,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一是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现代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人们判定行为的标准进步了,过去视为合情合理的行为,被现代社会视为腐败。二是现代化开创了新的财源、权力渠道,政治政策的输出功能不断强化—政府的作用权威进一步丰富强化,使政府管理的范围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呈爆发式增加,为职务犯罪提供了新土壤、新空间。三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中,从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中存在着体制机制、法律制度的“双轨制”和无序状态,这成了职务犯罪的最佳时机。

体制机制。行政机构规模与社会管理成本同步,行政许可审批制度与社会设租寻租成正比。行政许可越多,社会成本越高。政治体制和行政权力高度集中在某些党政机关中的某些人,而监督则主要依赖于上级并未形成的管控闭环,导致社会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绝对权力腐败化。例如干部的选任权和责任追究制度不对称,选任主要靠上级组织部门和上级领导。这种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方式,一把手拍板的方法,不仅滋生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毒瘤,还助长了“只做人、不做事”,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和群众负责的弊端。党的“议行合一”领导体制,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纪委作为党内监督机构,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监督权受到被监督者制约,监督机制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权力监督的最佳方法是权力制衡,体制外监督或体系垂直管理是推动体制内监督的不竭动力。

治标治本。遏制职务犯罪的成效与法制能力、监督水平、惩治力度、查处概率、犯罪成本成正比。由于当前监督水平与现代化法治要求不相协调,存在不良之法和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现象。调查显示,被举报的职务犯罪查处率仅约20%,被检察院立案而判刑率也仅20%,治标未达“不敢”的目标。治本方面,理想信念教育等工作因缺乏针对性、科学性、人本性等,效果不佳,未达“不能、不想”的效果。

长期执政。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夺取政权的历程愈激烈、愈艰险、愈残酷、愈持久,意识形态的烙印愈深刻、愈鲜明,执政体稳定性也愈牢固、愈久远。但长期执政若不与时俱进,沉醉于历史的合法性,危机意识淡化,对腐败掉以轻心,执政意志衰退,导致社会公信力的弱化或丧失。1991年的“苏东巨变”,核心即执政党的宗旨意识和民心失去了。

主体素质。职务犯罪与主体的道德修养、科学精神、思想观念、职业操守相表里。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错位,权力观、地位观、金钱观则发生迷乱,信奉追求“权力金钱至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钱能使鬼推磨”、“人无外财不富”,沦为名利的奴仆,为了不劳而获和奢靡生活,利用职权设租、假公济私、营私舞弊、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

道德心理。扭曲的道德负重,即:道德中的人性、义务、责任对自身行为有潜移默化的调节功能,如道德出偏,即使责任感和义务感未泯灭,人性感也会弱化,影响判断力、意志力和执行力,导致非理性的言行。意志的极端两重性,即:抵御诱惑的意志力弱,行使职权实现自我欲望的意志力强,意志性与调控性博弈,表现为少言寡语、犹豫不决,控制力弱化,导致非理性行为。优越感与失落感交替,即:党政机关体制内优越感与体制外卑微感并存,当失落感居主导地位,人生观位移与权利叠加时,设租等心理将成为选项之一。“性本能”与社会化冲突,即:心理遗传有唤醒意识、左右行为之潜能,潜意识对异性的本能,在“超我”与“本我”中博弈。当婚外情满足心理、生理和能力自信时,可能付之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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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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