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挑战主要表现为“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
“三期叠加”的第一个“期”，叫经济增长换挡期。“换挡”，意味着GDP增速进入下行轨道。第二个“期”，叫结构调整阵痛期。中国经济的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多年来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但是调整并不容易，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第三个“期”叫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过去一段时期对付增速下降的办法主要是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这造成了货币超发、债务积累等问题，需要加以消化。
“四降一升”具体来说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一方面，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四十多个月下降，而生产成本却没有随之下降，因而导致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前期刺激政策使企业和各级政府的债务增加得很快，杠杆率迅速提高。这样，在某些环节上就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和“跑路”的现象，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两种分析框架和两种对策思路
多年来，探寻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从而提出应对方策，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归因于需求方的因素，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的力量不足，另一种是归因于供给方的劳动、投资和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发生了变化。
已故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2015年3月25日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提供的论文《从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中把上述两种分析法分别命名为“需求侧因素分析”和“供给侧因素分析”。以后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也沿用这种表达。
在过去若干年居于主导地位的，是需求侧因素的分析。既然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需求力量不足，应对的方针就是“扩需求、保增长”。由于在相当长时期中采取这种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来拉动增长，造成了愈来愈严重的负面后果：（1）投资回报递减，拉动增长的效果也愈来愈差；（2）杠杆率（债务对GDP比率）迅速提高，使金融风险日益积累；（3）货币超发导致迟早会破灭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膨胀。因此，愈来愈多的人不赞成继续用这种方法应对挑战。
正确的应对方略
大多数经济学者都认为，在分析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的时候，应当从供给侧的三个因素（劳动、资本和效率）寻找原因和对策。
供给侧因素分析对于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除人口红利和大规模投资以外，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有较大提升。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从过去在农村的低效利用转移到城市较高效率的利用（即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另一个原因是在我国和外国技术水平差距非常大的情况下，简单地采用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的方法就能很快提升技术水平。
到了21世纪初期，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中国在技术上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同跑者甚至某些领域的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创新就很难再提升技术水平。从供给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前两年讨论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指旧的增长动力正在减退，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增长动力，那么就会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问题在于，提高效率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二三十年。但是成效一直不大。在2005年总结“十五”经验时曾经仔细讨论过，根本原因是存在政府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这种“体制性障碍”。所以，关键在于要通过改革消除这种体制障碍，建立起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把以上的分析概括起来可以看到，正确的方针，应当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全力以赴，推进改革，以便提高供给质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型。五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把它归结为一句话，叫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