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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延迟退休政策不影响年轻人就业

最近,有人社部官员透露,延迟退休政策将于今年出台方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修订之后会在明年正式出台。延迟退休的话题再次触动社会大众敏感神经,就业困难现象会否加剧引发舆论担忧,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光明网记者采访时,深入剖析了施行延迟退休的必要性。以下为访谈实录。

需要延迟退休来收回人力资本的投入

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或者是供给侧的角度,或全球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延迟退休,有几个重要原因。

大家知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提高效率和生产率。提高生产率有几个方面的手段,如用创新的手段来提高,用提高劳动供给的方式来提高。劳动、土地、资本,这三要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要素在老龄化逐渐加深的情况下,劳动供给、劳动力占比是逐渐减少的,现在我国的老龄人口占到了16%。相应的,老龄化的同时还出现了少子化,一方面是高龄,一方面是少子,习总书记概况为“少子高龄特征”,我国劳动力占比的减少非常明显。劳动力在减少,资本在经济新常态下也是收紧的,可开发的土地也越来越少,可以看出,这些增长要素都在收紧。然而,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要增加劳动供给,就应该增加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的滞留时间,这也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从人力资本的理论来讲,如果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时间短暂,劳动者受教育的投入都收不回来。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的教育发展特别快,尤其是高等教育。人的生命周期中,受教育的时间延长了,受教育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大学以上的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家庭需要经济投入供子女上学,如果完整的读到博士后,三十来岁才能参加工作。如果女性在50岁退休的话,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时间才20来年。根据女性的平均寿命预期,在退休后,还有30年的生命周期,所以,应该延长工作时间,收回人力资本的投入。

增加工作年限有助于稀释赡养率

从个人生命周期的匹配来讲,也是需要延长劳动周期。我国人口普遍出现长寿的现象,长寿是好事,是医疗卫生、生活质量提高的结果,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随着人口老龄化,寿命预期的延长,好些国家都在调整退休年龄。我们的退休年龄是半个世纪以前划定的,1953年制定劳动条例的时候,我国的人均寿命才40来岁,现在人均寿命达到76岁了。如果不调整的话,就会面临一些尴尬。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有两个阶段是被赡养的,如果退休的时间还不延长,就会面临着工作之前被赡养,工作期间赡养别人,退休以后还要被赡养。退休后的赡养由工作中的储蓄来支付,劳动周期短的话,那个人的储蓄、创造的财富必然会减少;退休后的寿命预期延长,生活质量就会下降。所以,劳动的周期如果适当的延长,才能更好的保障退休以后的生活水平。

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绝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都是现收现付的,中国的融资方式也是现收现付的,工作的一代养活退休的一代。待遇水平就是替代率,缴费水平叫缴费率,还有赡养率,这三个参数形成了一个函数关系。如果工作的一代人逐渐减少,退休的一代人又普遍长寿,工作的一代人的负担就会加重,必须多交钱。如果收付不足,就需要降低退休人的退休工资,这样,社保制度才能正常的运作。

现收现付制最怕的就是老龄化,如果老龄化特别严峻,这三个参数就得调整,替代率和缴费率目前是没办法再调,现在唯一能调的就是降低赡养率。我们现在是3个工作人员养1个退休人员,如果适当延迟退休,就能实现5个工作人员养1个退休人员。怎么样调节赡养率?“二孩”政策是一个办法,但是鼓励生育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从现在算起,要等20年后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远水不解近渴,唯有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多滞留几年才能降低、稀释赡养率,这也是多数国家使用的办法。而且,正好中国的退休年龄很低,平均年龄才54岁。所以,用提高退休年龄来弥补养老金缺口确实是一种手段,也最直接、最现实。

退休年龄越高的国家,失业率反而越低

延迟退休导致年轻人更加不好找工作的这种说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延迟退休的群体,不仅仅是工作的群体,同时也是消费的群体,工作人口的消费和退休人口的消费是不一样的,前者的消费能力要比后者强得多,消费能促进就业,所以从理论上说,就创造出了一些工作岗位。另外,凡是退休年龄很高的国家,失业率都是很低的。美国过去20年的失业率是5%左右,他们的退休年龄是67岁。在相同时期,法国的失业率占10%左右,而退休年龄才60岁。更恶劣的是希腊,退休年龄是58岁,而失业率在全欧洲是最高,仅青年失业率就超过了40%。从实践上来看,越是退休年龄高的国家,失业率就越低。

(光明网记者 王锦宝)

[责任编辑:赵光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