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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世界有多大

——大传媒时代的生态化治理前瞻

【摘要】“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本质是“互联网+人”,在人与互联网的互动中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其核心不是互联网技术,而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让我们处于一个大传播时代,这给社会秩序、国家治理、政府管理带来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在“互联网+”的推进过程中,政府不能只停留经济体制改革上,还须推进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强化国家治理能力。在做好“互联网+”的加法的同时,也要相应做些减法,政府要“简政放权”,企业要卸下包袱,轻装上阵,避免简单的叠加和盲目的乱“+”,以实现“互联网+”的真正价值。

【关键词】互联网+  互联网思维  融合2.0  国家治理  生态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F42;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21.007

【作者简介】谭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新媒体、传媒经济基本理论、传统媒体转型。主要著作有《批评与建构:聚焦中国电视》《新媒体新论》等,代表论文有《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基于关系视角的媒介平台》《论社交媒体的关系转换》等。

 

在中国经济步入 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这一部分,意味着“互联网+”已经被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思路。此后,“互联网+”出现在各行各业,各种热议不绝于耳。然而,许多人对“互联网+”的内涵、行动计划的方略以及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和深远影响并不十分明了。因此,有必要在此谈谈如何做好这个“+”法。

“互联网+”的意义

“互联网+”的概念最早在2012年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提出,当时的提出者将其看作是一个多屏全网跨平台场景结合之后产生的化学公式,核心在于“互联网+其他产业”能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全国人大代表、腾讯CEO马化腾在两会的提案《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中,是这样解释的:“互联网+”战略就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马化腾希望“互联网+”这种生态战略能被国家采纳,成为国家战略。令他感到振奋的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毫无疑问,“互联网+”行动计划是一项国家战略决策,类似当年美国克林顿总统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但它已超越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的范畴,上升到经济形态和产业重构的战略高度,甚至它还会推动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互联网+”重构的不仅仅是商业模式、资本流向和估值方法,更是人与价值观,这是重构的三次方,它将构建出互联网波澜壮阔的大时代。

“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这种经济发展新形态还会惠及全民,李克强总理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发掘出“互联网+”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互联网+”则真正把创业的广度扩展到了三百六十行,因为互联网和非互联网的跨界融合,能够创造出更多原有模式之外的变量。未来随着互联网和非互联网融合的进一步加深,可能没有必要再区分互联网和非互联网了,所有行业最终都可以统称为“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不只是“1+1”,还可以是“1+2”、“1+3”……“1+N”。那么,怎么去“+”?通过什么去“+”?笔者认为需要一个重要的载体——平台。需要搭建一个联系各方、响应需求、创造价值的跨界聚合的服务平台。这样的平台如何搭建?我们认为应该是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全民行动。

“互联网+”的本质

互联网的本质有很多讨论了,也取得不少共识,但对“互联网+”本质的认识才刚刚开始。马化腾认为,互联网本身是一个技术工具、是一种传输管道,“互联网+”则是一种能力,而产生这种能力的能源是什么?是因为“+”而激活的“信息能源”。①

俞永福认为,看一个项目是不是真正的“互联网+”,关键是看原有的非互联网业务,在与互联网连接后有无产生质变,并且这种质变不在于提升效率,而是体现在供需的重构上。前者只是“+互联网”,物理叠加,改善存量;后者才是“互联网+”,化学反应后创造增量。②

“+互联网”的价值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打破原有业务中的信息不对称环节,从而实现效率重建。具体来说,过去我们受限于时间、地点、流程等信息不透明导致的高成本,“+互联网”以后就能实现在线化(24小时接入)、规模化(一点接入,全球覆盖)、去渠道化(减少流通成本)。“互联网+”则做到了真正的重构供需。因为非互联网与互联网跨界融合后,不只是改善了效率,而是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产生增量,从而建立新的流程和模式:供给端是“点石成金”,将原本的闲散资源充分利用;需求端则是“无中生有”,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使用消费场景。两者结合,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共享经济”。

高德也进行了“互联网+”方面的尝试:高德交通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基于高德的交通大数据云,开放我们的大数据能力,能够提供实时拥堵路段排行、历史拥堵指数对比等,并基于此提出智能躲避拥堵的出行解决方案。当这些能力与交管局、交通电台及其他各行各业合作时,就能创造出全新的供需关系。例如交通台与高德合作后,增加了避堵解决方案的新供给,而听众则收获了智能避堵的新需求。如在汽车行业,中国一些互联网公司将互联网业务放到汽车系统中,认为是颠覆汽车行业,这只是附着在汽车身上的“毛”,可有可无,甚至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对比国外,特斯拉在电池技术、充电技术以及电力发动机研发上做出了本质性改变,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从汽车的动力提供、安全性等方面去做核心的技术研发,这些才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进步。

但笔者认为“互联网+”最本质的还是“互联网+人”,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所创造的客观条件,互联网无法加也加不好。互联网之于人的改变,人对互联网的利用,二者在互动中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这也是“互联网+”的社会意义所在。

“互联网+”与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并不仅仅是科技的应用和开发,“互联网+”的核心并不是互联网技术,而是“互联网思维”。思维是指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可见,所谓“互联网思维”主要是指具有互联网特质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那么,哪些算是互联网的特质呢?哪些又是具有这些特质的思维?对此,有人认为是开放、平等和公平;也有人认为是颠覆、跨界和创新;还有人总结出了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这九大互联网思维。如今,互联网思维已经超越了互联网行业本身,它正在不断地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笔者在《“互联网思维”深受推崇背后》③一文中概括出互联网思维的三大要义:

要义之一,颠覆性创新。互联网思维是一种高级思维活动,属于创造性思维,也是人们常说的创新思维。创新有两种,一种是渐进式创新,一种是颠覆性创新。在互联网时代,后一种备受青睐。在互联网界和经济领域,颠覆式创新越来越多地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用户体验的创新,一种是商业模式的颠覆。乔布斯用云计算颠覆了传统手机,雷军用互联网思维颠覆了手机生产,而特斯拉更是颠覆了人们对汽车的概念,把代步工具变成了“土豪玩具”。

要义之二,开放中博弈。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信息是不对称的,对信息的垄断可以形成权力。但当互联网出现之后,信息的公开透明不仅造就了公民社会,而且改变了社会结构。以往的领导者、教育者们之所以能够居高临下,主要源于信息不对称,而当下出现的是新的信息不对称,只是天平极大地向受方倾斜。因此,政府监管也要有“互联网思维”,同时还需法律保障和法制建设。

要义之三,合作中共赢。商场如战场,前互联网时代是零和博弈,竞争各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进入互联网时代,则是非零和博弈,企业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改变?首先就要从改变思维方式开始,从互联网思维开始。这种思维不仅适用于经济,也适用于政治,改革新思维就是要把改革的反对者也纳入利益共同体。

颠覆性创新、开放中博弈、合作中共赢,互联网思维的这三大要义归结到一个核心点,还是“人”,即“以人为本”。互联网思维不仅是一种让商业回归到“以人为本”的需求响应,而且还会影响到人的价值观的改变。

“互联网+”即“融合2.0”

互联网是一种新媒介,“互联网+”就是一个媒介大融合,并已超越媒介融合,进入了产业融合的层面。随着第一代互联网发展到第二代互联网,我们也从“融合1.0”推进到“融合2.0”。融合2.0时代包括技术与应用融合、内容与服务融合、平台与渠道融合、终端与用户融合、产业与政策融合五大模块,它是一个高度开放且边界模糊的生态系统。

首先,我们不再停留在技术融合的层面,还要进入到技术应用的层面。正如乔布斯并非什么“科技英雄”,而是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马云更不是“极客”(geek),而是商业奇才。硅谷的一位创业者曾说:“真正的科技,就是让人感受不到科技的存在。”当然,首先要有尖端技术,但是再好的技术如果不能投入应用也是无法实现“互联网+”的。

其次,要从“内容融合”跃迁到“服务融合”,这对于信奉“内容为王”的传统媒体是一大挑战。媒体作为一种信息中介的地位已经面临着互联网“去中心化”属性的强烈冲击,同时媒介赖以生存的信息不对称和发行渠道的垄断也已经被互联网颠覆。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没有运营的内容是没有价值的,在继续提供优质内容产品的同时,也要提供优良的服务产品,这是媒体成功转型的必要条件。

其三,在“融合1.0”时代,主要是渠道的融合,把内容搬到网站里,把广告放到终端上,这种融合只是简单的叠加、表层的融合。新兴媒体其实不是“媒体”,而是基于互联网的媒介平台。媒介平台有三大功能:资源聚合、需求响应和创造价值。深度融合必须依托平台,或自建平台或对接平台。如何把平台的势能转化为融合的动能,这就需要构建平台生态圈。

马化腾在2015年4月29日开幕的“2105互联网+中国峰会”上提出:“互联网+”要成为连接一切的能源的发动机。这个连接的过程是具有颠覆性的,要求自上而下政策的配合与跟进和自下而上的互联网思维的普及。小到媒体转型,大到国家改革寻求突破都离不开这场双向的连接与配合,搭建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全民行动的聚合服务的平台才是做好这道加法算术题的要义所在。

其四,终端与用户融合实际上是应用融合和服务融合的延伸,“互联网+”就是连接一切,而连接的成败就在于接口。这个接口不只是硬件的,更是软件的。终端是连接的出口,用户是服务的入口。在互联网时代这个入口是流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个入口是场景。“融合2.0”就是要做好这个“接口”的接入。只有这些对接了融合了,才能让信息流、资源流、资金流畅通无阻地流动,才能更好地给“互联网+”这一新产业新经济“供血”。

其五,从“融合1.0”到“融合2.0”,就是从媒介融合进化到产业融合,从传播范畴进入经济领域,“互联网+”就是“融合2.0”。对此,我们不仅需要技术应用、内容服务、渠道平台、终端用户等方面的融合,更需要产业融合上的政策支持,这就涉及政府管理、国家治理和制度创新。如果以上融合是给“互联网+”“供血”的话,那么政策上对于产业融合的倾斜就是为了解决“造血”问题。

传播赋权与国家治理

“互联网+”让我们处于一个大传播时代,在互联网每一个节点上的网民都能享有一个公民应有的传播权利,同时赋予每一个公民更多的参政议事的权利。自媒体、社群化、议程融合、众声喧哗,也会给社会秩序、国家治理、政府管理带来各种新问题新挑战。与此同时,“互联网+”也需要政通人和的社会环境。

郑永年在《危机与重生》一书中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确定为“强国家—弱社会”,并指出这一关系会在一定阶段内保持稳定,但缓步向“强国家—强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从国家历次大会中不难发现国家持续在走“简政放权”、发展协同社会的道路,这一道路要求在保证“强国家”的基础之上,不断增加社会权力,扩大社会中坚阶层。互联网基因就是“去中心化”和分权,在“互联网+”的推进过程中,政府如何利用好“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恐怕不能只停留经济体制改革上,还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国家治理能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但随着经济制度改革红利释放完毕,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现行政治制度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分配制度改革推行多年,但是基尼系数却连年上升,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资源分配领域缺乏强有力的公众参与”④,大量资源集中在权力、资本手中,分配自然难以平衡,公众利益难以保障。在经济领域我国面临的另外一个严峻挑战就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投资拉动,内需不足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完善,无法藏富于民就无法激发公众的消费热情。因此,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已经形成倒逼趋势,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已是迫在眉睫。而突破壁垒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公众参与度,使权力和资本在阳光下运作。

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无序性、随机性、复杂性,政府在处理自身与互联网关系时便不能生搬照抄对传统媒体的处理方式,而是要循序渐进,走出一条生态化治理的路子。治理是上下互动协商的过程,强调政府和公众群体、社会组织、私人机构的沟通与交流,采取合作的方式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所谓生态化治理即是将整个互联网看作一个生态圈,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其自由生长,允许线上社会组织、公众群体的存在,并在需要政府出面协商时以参与者的姿态合作完成互联网公共事务。

综上所述,要正确理解和用好“互联网+”的“+”法,才能避免在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出现的误区和陷阱,要避免一哄而上的盲目跟风。在做好加法的同时,也要相应地做些减法,政府要“简政放权”,企业要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我们要明白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不是一加就灵,如果没有经过科学决策,策略选择不得当,配套措施没有跟上,为求政绩盲目乱“+”,也会弄巧成拙,达不到预期目标。最后,让我们再引用马化腾的一句话:“互联网+”的世界很大,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石经纬是本文的共同作者)

注释

①马化腾:《“互联网+”是种能力 激活更多信息能源》,http://industry.caijing.com.cn/20150429/3872230.shtml

俞永福:《“互联网+”的本质是重构供需》,http://tech.qq.com/a/20150428/047885.htm

③谭天:《“互联网思维”深受推崇背后》,《人民论坛》,2014年6月上。

④邱运华、王占阳:《专家对谈: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哪个更迫切?》,《环球网》,http://opinion.huanqiu.com/pk/2012-04/2659465.html

How Big Is the "Internet +" World?

—Prospect of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Big Media

Tan Tian

Abstract: The "Internet +" represents a new economic form, and essentially it is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et + people", promoting human progre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the Internet. Its core is not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but the Internet thinking. "Internet +" puts us in a big communication era, which brings about both new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to the social order,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government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Internet +", the government cannot just stay on th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but promote deeper institutional change to strengthen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While promoting the "Internet +", the government also need to make cuts to its power and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e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enterprises have to be relieved of the burdens and avoid the simple superposition or the blind "plus", so as to realize the true value of the "Internet +".

Keywords: Internet +, Internet thinking, integration 2.0, nation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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