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在“下台阶”，从10%左右下行到7%左右的区间，“新常态”的“新”已明确，而“常”未达到，即还未完成触底企稳。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一系列改革创新打开了生产力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新时代，但渐进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渐成局面，尾大不掉。
改革面临既得利益强力障碍
证券时报记者：“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到，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您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改革面临的形势是怎样的？
贾康：在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现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篱”形成的强有力的障碍，而且各项改革大都已经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
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
一是“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经济发展的底气和市场成长的巨大潜力仍在，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和许多农村区域，建设场景触目可及，给人印象深刻。但来自资源、环境的矛盾制约和来自人际关系的矛盾制约，更是日趋明显、咄咄逼人。
二是“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在“下台阶”，从10%左右下行到7%左右的区间，“新常态”的“新”已明确，而“常”未达到，即还未完成触底企稳。
三是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一系列改革创新打开了生产力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新时代，但渐进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渐成局面，尾大不掉，虽然深化改革、加快转型自上世纪90年代后一路强调至今，但在“利益固化的藩篱”之前步履维艰。
四是“十三五”是挑战机遇并存局面下，接受历史考验的改革新起点和争取“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来引领的“新常态”的关键时期。既然追求可持续增长和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现代国家治理之下的包容性发展，那么以创新驱动带来“动力转型”，以供给侧结构优化供给和制度供给更有效地支持升级增质，化解矛盾、风险和隐患，将是决定我们能否合格地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关键一招”。
财政和货币两大政策在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互有侧重、优势互补的同时，总体上需更多考虑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
决不贸然启动财政货币“双松”搭配
证券时报记者：“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要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这里面协调性的内涵是什么？与一致性有什么区别？
贾康：协调性并不是一致性，内涵更丰富。新常态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必须立足于服务全局，努力促进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与提高质量，并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把短期的、年度的调控与中长期实现“五位一体”全面改革目标衔接起来。
证券时报记者：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如何把握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
贾康：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优化，至少需考虑把握好以下三点：
一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的框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调控哲理。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决不贸然启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双松”搭配。目前以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来作“一松一紧”的搭配，总体上适应新常态的调控需要，有利于在景气水平、就业率水平可接受的底线上，让市场更好发挥“优胜劣汰”、调整结构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只要经济运行不出现可能穿破底线的重大特征变化，对此决不轻易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