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两位老人，是“新中国第一只股票”这个故事的主角——秦其斌、黄贵显。
24年前，他们和其他人一起，联手做出了一个“出格”的创举：秦其斌把新成立的企业“飞乐音响”改造成了股份制企业；黄贵显冒着风险把“飞乐音响”股票卖了出去。
在股民的集体记忆中，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发行的始作俑者之一。
现在，每天有亿万人关注着股市，有上千家上市公司如入市融资。2007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一度达到30余万亿元峰值。中国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在当时我们想都不敢想。”秦其斌说，“上海飞乐当时的融资规模才一万股，每股50元。”
在深秋的上海，两位已经淡出江湖、颐养天年的老人，向记者揭开了当年在上海创售“新中国第一股”的一幕……
不明白股权还是债权，就搞了股份制
故事始于1984年。这一年，黄贵显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託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任经理。秦其斌则面临了一个新的机遇，而这个机遇像一根导火索，最终改变了包括他俩在内的无数人的命运。
1958年，秦其斌毕业于復旦大学电子专业，被分配到上海仪錶局下属的上海无线电厂。1984年，他成为上海电声总厂厂长。
那时，电声总厂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喇叭，给电视机厂做配套。秦其斌上任的这一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人们的生活水準逐渐提高，文革的阴影也已经越来越远。那是一段令人轻鬆愉悦的日子，城市街头、公园里的集体舞正在流行，《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的歌声，是最好的伴奏，也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望。此外，作为中国最前沿的城市，上海街头也开始出现音乐茶座，这些，都为音响设备的生产提供了需求。
秦其斌对市场很敏感，开始考虑是不是需要扩大音响设备的生产。他的想法，被主管部门同意了，并允许他创办一家集体企业，专事音响生产，但在资金、产品完全由计画支配的年代里，这家完全属于计画外的企业创办所需的资金，却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解决。
一个偶然的时机促发了他的灵感。秦其斌在长宁区参加工商联会议，有老工商业者聊天时，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用股票集资。“股票”这个词，第一次被秦其斌所知，但从这些老工商业者的聊天中，秦其斌理解的“股票”，也就是一种集资的凭证。
能集到资，当然是件好事，秦其斌回厂里后，提出了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的想法。
就在这之前叁年的1981年，一个叫作“国库券”的词，开始被普通公众们所知。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第一次发行，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作为中期政府债券，国库券年息4厘，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自发行第6年起，一次抽籤，按发行额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每次偿还总额的20%，10年还本付息。
秦其斌那时认为，国家集资发行“国库券”，企业集资发行股票，一样的道理。他并不知道，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双方是债权关係，而后者双方是股权关係。他发行股票，实际上等于把企业的资产出售给个人了。
“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係到产权证明的东西，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秦其斌回忆说。
就这样，这个现在谁都能看明白的道理，那时却偏偏没有几个人弄得明白。好在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人们并不抵制创新与探索。几乎没有领导提出反对意见。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在当时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少量个体户的情况下，飞乐音响成为全国的特例——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如今，回想起飞乐音响的诞生，秦其斌还是觉得，在那时它就像一个“怪胎”，在谁也说不清它算什么类型企业的情况下，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