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条广为关注的消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国际比较项目的调查和测算结果推断，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中国GDP水平，将在2014年超过美国，重回到全球第一的位置。尽管购买力平价换算办法并非尽善尽美，但在大体数量级的意义上看，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回顾久远的历史可以看出，这是中华民族由盛而衰再盛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来之不易的成果。已故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提供了国别之间经济规模对比的比较详实的数据。他在 《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年—2030年》的著作中这样描写中国的历史地位：“中国现在是，而且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在人均产出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至15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对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15世纪西方处于文艺复兴时期，而中国处于明朝早期。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很长时期之内，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这显然是客观的评价。
按照麦迪森估算的结果，15世纪时中国不仅人均产出水平高于欧洲和印度，人口规模也很大，所以中国经济总规模相当于30个西欧国家之和的3倍，与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基本持平。
但是，15至19世纪初 （明朝早期到清朝中晚期），世界东西方经济增长态势发生根本性逆转。中国明朝开始闭关锁国，人均产出水平徘徊不前。而同期西欧国家人均产出水平得益于一系列条件，几乎翻了一番。这些条件包括：18世纪中后期发生的第二次农业革命使西方国家彻底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农业部门生产率大幅提升到足以养活大量人口专事非农活动的水平，之后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人口预期寿命逐步延长，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确立了技术和发明的科学传统；其他众所周知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进一步催生了工业革命。
不过，虽然当时中国人均GDP水平增长近乎停滞，但由于人口规模大，直到18世纪初康熙中期，中国经济总规模仍然高于30个西欧国家的总和，与印度相当。康乾盛世之后，在人均产出水平增长缓慢的前提下，凭借人口的大量增加，中国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一。1820年前后英国工业革命鼎盛时期，对应于中国的嘉庆末年，彼时，虽然中国人均产出水平仅相当于30个西欧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但经济总规模还是比这些国家的总和高出将近50％，且比印度高出一倍。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国家人均产出水平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中国人均产出却在下降，甚至低于印度的水平。近代中国人均产出甚至负增长。民国时期虽然1927年—1937年之间曾有过 “黄金十年”的增长，但中国综合国力仍然非常低。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现了空前统一。在极其有限的国际援助和不利的国际秩序之下，通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和近两代人的牺牲与奉献，中国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国民经济体系。不过，中国在全球力量格局中的地位仍然没有显著提高。按照麦迪森的数据，1950年时中国经济总规模虽然是日本的1．5倍，但1980年时仅相当于后者的2／3，虽然中国人口规模八倍于后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产出快速提高，人口稳定增长，经济总规模也相应快速提升。即使按照官方汇率衡量，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已经于1999年和2010年先后跨入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行列；经济总规模也早已跃升为全球第二。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所表明的那样，中国GDP总量很可能将在今年超过美国，重新回到全球第一的地位。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几代人努力的基础上，又经过几乎两代人努力才取得的成就。不少研究认为，即使按照汇率法衡量，中国在未来十年左右，也将成为全球第一经济体。而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中国经济到本世纪中叶发展前景的展望，则更加乐观。
中国GDP水平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伴随着经济总规模的增长，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40年前全球70％的人口生活在低收入国家行列，今天则有70％的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把13亿人口带入上中等收入行列，可以说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收入分布格局。
这成就了不起，因为还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远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这成就了不起，还表现在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增长乏力，而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
这个成就值得庆贺，还表现在：在许多方面，规模大本身就有重要的经济含义。举例来说，巨大的经济规模意味着许多现实和潜在的产业具有实现规模经济的空间；意味着在某些公共物品方面每个人分摊的负担较低；意味着中国可以动员更多的研发资金；意味着同样一件技术突破的溢出效应会很大；意味着此地、此行业无就业机会，而彼地、彼行业可能有，闪转腾挪的余地大。
在庆贺的同时，两个重大历史现象，也为我们提供了值得铭记的教训。
大而不强并不能让人高枕无忧。按照麦迪森收集的数据，1840年前后，中国在GDP四倍于英国的前提下，我们在家门口和越洋而来的英国舰队进行的鸦片战争中败北；1895年前后，在GDP五倍于日本的前提下输掉甲午战争；1936年在GDP两倍于日本的前提下遭到后者全面侵略。之所以如此，除了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腐败、军队战斗力涣散的直接原因之外，恐怕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未实现工业化的中国的GDP，都是由粮食、丝绸和瓷器构成的，而列强们的GDP则是由钢铁构成的。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为世界制造和贸易大国，GDP构成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逊色。但历史教训仍然启示我们，决不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与GDP的规模比起来，GDP的技术含量的重要性更大。
历史也表明，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犹如逆水行舟。虽然1870年时中国经济总规模仍然为全球最大，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出40％，接近排名第三的英国和排名第四的美国的两倍，相当于当时日本的7．5倍，但是之后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国经济总规模因为人均产出快速增长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而直线上升，中国经济总规模因为人均产出降低和人口减少而绝对下降。中国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在短短20年内被美国取代，用“其衰也忽焉”来形容中国经济当时的情形并不为过。
如果说继续保持相对于发达国家更快的GDP增速，坚持不懈地提升GDP的技术含量，是以往历史提供的明确启示的话，那么，中国未来发展进程中还有一个课题，是过去几个世纪历史上没有可参照经验的。历史上全球领导国家位次更迭的共同特点是，GDP总量和人均水平大体同步。1820年作为世界领先国家的英国，GDP为世界第三（比中国和印度低），同时，其人均GDP为全球第二（略低于荷兰）。1890年美国GDP为世界第一，其人均GDP水平处在全球第二的位置（仅次于英国）。随着中国经济总规模重回世界第一，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自身，都希望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也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目前乃至今后10年至2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将远远低于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领导力量时情形。
这意味着，在世界东西方力量对比格局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要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出发，带着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承担相应义务，发挥相应作用。这需要发达国家和中国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相互适应，共同探索。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不仅是中国的新课题，也是世界的新课题。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