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许多城市经营的主要模式：招商引资、土地出让进行补偿，利用土地出让金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开发房地产解决资金短缺，城市建设空间范围迅速扩张，每一任政府都在把这种模式放大。
●各种形式的大拆大建，各种面子工程充斥在城市建设中，各种好大喜功的新区盲目上马，各种短期行为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配置不合理的严重后患。
●中央管理的一些重要的资源是按照行政层级向下分配的，例如每年城镇建设用地分配的指标，隐含着巨大的土地出让利益，往往被截留到高等级的城市，如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另一方面，在省以下，城市之间财政分配关系也严重的不平等，低等级的城市还要按照规矩，向上级城市缴纳自己创造的大量财政收入。
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城镇化改革的动力虽然取决于公众和社会，但是重点在于政府。过去延缓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障碍，主要来自政府。政府得自己改革自己，在面对市场化需求时，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
城镇化发展存在五方面问题
《经济参考报》：今年三月份，中央通过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几天前，李克强总理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新型城镇化问题，这些都为今后城镇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中国的城镇化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多年研究城镇化问题的权威专家，您认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处于什么水平？还存在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李铁：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过去30多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高速度的城镇化进程。2000-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从36.3%提高到53.7%，年均提高了1.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4.8亿增长到7.3亿，期间城镇人口增长了2.5亿，平均每年约有2千万农村人口进城。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从两位数下降到目前的7%-8%之间，但是城镇化速度减缓的幅度还不十分明显。即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6%左右，每年城镇化率仍可维持在一个百分点的增长，也就是说仍会有1600万人以上的农民进城。这将是巨大的内需潜力。
快速城镇化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五方面问题。
第一、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导致进城农民和城镇间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城镇化质量问题突出。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生，本起因于限制城乡人口的流动，减少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福利供给不均衡对城市带来巨大的压力。但是经济增长和资源的流向，使得公共福利供给水平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使他们无法享受到与城镇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也限制了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农村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虽然统计上的城镇化率2013年为53.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其间有17.3个百分点的差距，涉及到2.5亿农民工在城里就业，但因没有户口，享受不到公共服务。同时还有7500多万城镇间流动人口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加上未来20年还要增长2亿多的农村进城务工就业的人口，总的外来人口数量可达到5亿多。这么多人处于“漂”的状态，不仅仅影响到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难以实现，启动内需的目标也会成为一纸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