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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权力制衡机制与反腐败

专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核心提示: 中国精英的转换速度之快是其他国家罕见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看似“一党执政”的体制中发生的,它外观上的“不动”和内部的不断驱动和轮换,就是中国政治很大的特点,往往西方只看到了它表面上的“不动”或者说是僵化,而忽视了它内部的不断更换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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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英的转换速度之快是其他国家罕见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看似“一党执政”的体制中发生的,它外观上的“不动”和内部的不断驱动和轮换,就是中国政治很大的特点,往往西方只看到了它表面上的“不动”或者说是僵化,而忽视了它内部的不断更换的灵活性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从国外看来,像中国这样一个“洲际大国”如何管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有很多制度上的变化。这些制度上的变化包括权力终身制的消除,即邓小平提出消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也提出了对各级官员年龄的限制,以及任期的限制,还有中央领导层面官员名额的地方分配


人民论坛:您长期从事中国政治研究,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权力分配与制衡机制?

李成:国内、国外都会有一些学者,他们往往认为中国并没有一个权力制衡的机制,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实际上,从中国的历史来说,权力限制的机制一直都是存在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政治体制上,无论是以前的官僚制度还是其他的体系,都有其特有的运行和制约、平衡机制。不说这么遥远的过去,就看现在,实际也有很多权力的分配与制衡。就像当年毛泽东在其权力顶峰时还讲到,他的权力虽说这么大,且不说管不了北京以外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本身,他的权力都是有限的。当然他这样说也有讽刺的意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即便如毛泽东这样的强权领袖,或者说一个集权程度很高的领袖,他的权力也会受到限制,并非完全不受制约。而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其治理模式主要是集体领导,而集体领导本身就是一种分权。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有很多制度上的变化。这些制度上的变化包括权力终身制的消除,即邓小平提出消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也提出了对各级官员年龄的限制,以及任期的限制,还有中央领导层面官员名额的地方分配。举例来说,中央委员会从十三大以来,尤其是最近的三、四次的党代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委员的地方分配上,全中国31个省市,每一个省市都有两个正式的委员,这并不是什么具体的规定,但它是一种惯例,其本身也是对权力的一种分配,也即分权。它并不是像美国国会议员按多少人来计算、每个州有两个参议员。在中国,每个省份有两个正式委员提名,当然,有些提名的委员可能会被差额掉,这些代表地方的委员当选之后也会有变动,但至少在产生的时候是有一种分权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局委员也有区域性的分配,几乎中国的六大区域在每届政治局都有其代表人物。这是制度上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从国外的视角看来,像中国这样一个“洲际大国”如何管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在此我就不展开说了。以上只是几个例子,其实权力的分配还有很多,包括军队与政府、军队与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职官员对军人的管辖机制,这些都是制衡的因素。

人民论坛:在您看来,中国权力分配与制衡有哪些显著的特征?

李成:理解中国权力分配的特点,最显著的一点是中国政治精英的轮换更替比率很高。中国政治权力的代表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而权力的核心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通过年龄限制和任期限制实现了非常快的精英转换,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如果你看美国国会,它的轮换比率是非常低的,其他的国家也都是非常低的。但中国精英轮换的速度比率是非常快的,每过五年,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一般是60%以上的委员都是新的。这方面我做过统计,自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即1984年开始即是如此。通过精英的不断轮换,从而保证精英更替的门总是打开着的,而且这种轮换本身能够不断吸收新的血液,这不仅仅是人次的更替,更多的还包括职业背景的变化:从最初的老革命到后来被技术官僚所代替,再到现在职业背景更加多元化,特别是学法律和学经济的专业人才的加入。中国精英的转换速度之快是其他国家罕见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看似“一党执政”的体制中发生的,它外观上的“不动”和内部的不断驱动和轮换,就是中国政治很大的特点,往往西方只看到了它表面上的“不动”或者说是僵化,而忽视了它内部不断更换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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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艳红]
标签: 中国问题   权力制衡   反腐   分权   精英更替